这天晚上，安宁带着波丽娜和新印制的纸币到了雅各宾俱乐部。 他进俱乐部的时候，修道院的嬷嬷（雅各宾俱乐部本来就是开在修道院里）吓一跳：“哦哟，看看谁来了！” 安宁上去给嬷嬷一个拥抱：“嬷嬷，好久不见了！你身体还好吗？” “还好还好。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回到这个修道院来了呢。” “怎么可能，在这个修道院里，可是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啊。” 说话的当儿，安宁又回想起自己在巴黎军官大学当老师的时候，每天晚上到俱乐部来报道的情景。 那时候他们一帮朋友聚集在一起，每天畅谈法国的未来，顺便打桥牌。 嬷嬷非常高兴，直接喊来一位年轻的修女：“去，把三号桌上的花拿掉，桌面擦干净！” 安宁：“三号桌还摆上花了？” 当年在雅各宾俱乐部里，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和安宁都喜欢坐三号桌，这桌子就像是他们的专属领地一样。 嬷嬷：“是的，我把这个桌子保留下来了，毕竟是你们以前常坐的桌子。我现在时常会跟新来的修女说，当年三号桌旁边，围坐的可都是如今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这张桌子旁边，坐了法国的未来！” 安宁：“就因为这个不让别人坐啊……” 嬷嬷忽然叹了口气：“你们都是大人物了，渐渐的都不来修道院了，马拉小伙子还死了。我有时候做梦，会梦见你们又围坐在那张桌子前，一边喝酒一边打桥牌，大声笑大声闹…… “那个时候是多好啊。” 安宁抿着嘴，因为他刚刚也仿佛看到了这个场景。 这时候波丽娜插嘴道：“原来你们在雅各宾俱乐部里是干这种事啊，我还以为你们在谋划革命呢。” 安宁挑了挑眉毛：“如果只是畅想，不涉及具体的行动方案的话，我们确实谋划过。” 波丽娜：“外面都说当时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你们投票选出谁去攻打巴士底狱的呢。” 安宁：“你怎么对外面的事情这么清楚？” “因为克里斯蒂娜带我去过很多沙龙和读书会啊。外面还说，你们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在俱乐部里抽签，谁抽到谁就去。” 安宁一脸无奈，估计现在就算他弗罗斯特自己去跟巴黎的舆论场说“不不，我们没有干那么伟大的事情，我们只是在打桥牌”，估计也没有人会信吧。 嬷嬷听着波丽娜的话，哈哈大笑：“他们啊，才没有干那么了不起的事情呢，他们只是在那边喝酒聊天打屁顺便打牌，就和其他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一样。” 安宁：“我们可没有游手好闲，那时候我们都有正经工作的。我是军官大学的教师，丹东是律师，罗伯斯庇尔是预备律师，马拉是医生……” “马拉居然是医生！”波丽娜惊呼。 “前医生，后来他觉得学医救不了法国，就弃医从文了。” 安宁顿了顿，然后继续给马拉编排台词：“当时他说，‘由现状看来，身体上的疾病尚且不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心中的疾病才是关键’，于是他开始成为记者，开办了人民之友报，每天在报纸上针砭时弊。” 嬷嬷听着安宁的话，默默的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可怜的孩子，愿他在天堂安息。” 这时候修女过来对嬷嬷说：“三号桌准备好了。” 安宁：“那我们过去吧，嬷嬷你继续忙你的。” 然后安宁往大厅里走，波丽娜很自然的挽上他的手。 波丽娜挽手的感觉和克里斯蒂娜完全不一样。克里斯蒂娜挽上来安宁的手臂就跟插在棉花里一样，又软乎又热，经常出一胳膊汗。 波丽娜就完全不同，总之就是非常的清凉。 进了大厅，安宁马上获得了众人的瞩目。 安宁听见有人在小声惊呼：“弗罗斯特！他居然还会来俱乐部！” 安宁：“我当然会来，在雅各宾俱乐部我度过了相当令我难忘的时光，这段记忆是我心中的宝物，永远不会褪色。” 话音落下，整个俱乐部响起掌声。 可是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来：“你还好意思回来了，利用革命中饱私囊的家伙！” 安宁立刻循声望去，然后就看见卡米尔·德穆兰。 这也是雅各宾派的老人了，而且他也参加了攻占巴士底狱，当时他拿着手枪指着自己的头说“除非把我们一枪崩掉不然我们绝不会停止”，然后还鼓动群众攻占荣军院获得了武器。 这个意义上讲，这人还曾经是安宁的战友，毕竟一起冲进过巴士底狱。 安宁：“德穆兰，你写的文章我看了，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一些误会。” 德穆兰在安宁收了巴拉斯五百盎司黄金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来骂安宁（就是富歇看的那篇）。 德穆兰深吸一口气，然后双手抱胸：“那你说吧，就像以前那样来说服我。” ——像以前那样啊……确实，在这个修道院里，雅各宾派的人没少互相吵架，为了各自的理论分歧争得不可开交。 那个时候丹东和马拉是激进派，罗伯斯庇尔反而是温和派。 而且罗伯斯庇尔还是个反对死刑的律师，可能是最早的废死派。 像以前那样啊…… 安宁打量着德穆兰，发现他和自己印象中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我接受巴拉斯的金条，并不是受贿，这是巴拉斯的投资，今后我也会在巴黎公开售卖我建立的工业托拉斯的股票，巴拉斯先生只是提前得到了消息，然后选择了投资而已。” 德穆兰冷笑一声：“哼，你以为你这样说我们就看不出来你在掩饰了吗？不论如何你拿了金条这件事是不会变的！” 安宁点头：“对，我是拿了，但是我会给他分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