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过年都差不多，请人吃饭，自己家过年，守岁，吃饺子，拜年，然后觉得年就过去了。

因为没处可去，所有每天窝在家里，那就干活吧。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最基本的也是最基础的活计：年前抓时间磨碎的粪肥，开水往地里送，隔一两米堆成一小堆，种地的时候，做底肥。

有了驴车，方便快捷很多，送了粪肥，回来的路上还可以顺便拾粪回来，放到猪圈里沤一沤，种地之前挖出来，弄碎了今年就可以用得上。

家里地多，需要的粪肥就多，如果少了，底肥不够，就会影响农作物生长，自然也会影响收成的。

因此有很多人家里没事儿了，就会背着粪筐，到处拾粪，有的人是沿着马路来回走着拾，有人会沿着乡间的土路拾，一年四季都可以拾到粪的。

过年的时候，父亲看到小叔叔了，两个人说起挣钱的事情，于是父亲也动心想让姐姐去饭店工作，于是他带着姐姐春节的时候去了县城的二堂伯家，二大娘答应让姐姐也去小叔叔所在的饭店，具体做厨房还是服务员得饭店的人定，父亲同意了。

于是，姐姐开始了她外出工作的生活，在饭店工作，管吃管住，没有假期，不过有事儿的时候可以请假，所以姐姐很少回来。

姐姐去工作了，家里的少了个劳力，事情无形之中多了起来，父亲和母亲去地里干活的多，回到家里喂猪、喂驴、喂鸡，做饭，挑水，洗衣，时间就少了；也是这一年，我也承担起了去井台挑水的劳作，间接的说明，我长大了，也是个大人了。

这一年，我14岁，姐姐19岁，小妹6岁，父亲43岁，母亲41岁。

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开学了，进入了初二的后半学期，家里虽然有自行车，我也学会了骑车，但是上下学依然是走路的。因为姐姐不用自行车后，父亲开始用自行车外出。

这两年，村里买自行车和缝纫机的人家多了起来，外出做个零散的小买卖的人也多了起来。

堂爷爷家的大堂叔，春节前去远处的地方，找书店和印刷厂去买过期的挂历，都是过时的店里卖不了作废的那种，用自行车驮回来，去周边集市上赶集去卖，堂婶婶和他两个人，集市两头一边一个，大声的喊着卖挂历，因为太冷，手脚都生了冻疮；嗓子也是哑的，跟我差不多大的堂弟带着跟我小妹一样大的妹妹在家，偶尔才去爷爷奶奶家吃饭。

堂叔和堂婶是很能干也很要强的人，他家的房子和小叔叔的房子以及堂爷爷的房子连起来，在主街的南面，刚好和我三叔以及继奶奶对门住，只不过两家不怎么来往。

今年种地的时候，是三叔家、我家、还有母亲一个亲戚家一起合起来的种的，每家都是两夫妻带着个几岁的孩子。只不过今年自己家的驴，用起来比较方便，也不用着急，活做的细致些。

二叔家的地，是大平、二青、三星他们跟他们的亲叔叔合伙种的，那家的老太太对三个孙子都很好，连带着对我小弟也亲，因此小弟也跟着三个哥哥称呼对方娘俩为“叔叔、奶奶”，听着比喊我们的四叔亲密多了。

种完了地，地里的人又不多了，好在是庄稼还没长起来，我们女生上下学走路的时候还是比较轻松的，不用担心冷不丁的冒出一个人来。

开学后我们的各科课程，按部就班的讲着、学着、做着作业。

但是种地期间，几乎都不按课表进行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来自附近的村里，家里都是有地需要种地的，因此有时间很有可能半天都是语文，或者代数加几何，甚至半天的时候都是物理，副科是没有这个“待遇”的，但是副科之间的调课是可以的。

也就是这次调课我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

今年春节后，我跟二叔申请，调到了跟邹玉玲挨着坐，就是往前调了两排，理由是我看黑板比较费劲了，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近视，只是觉得看黑板比较模糊。

我跟邹玉玲挨着后，学习进步是有的，尤其语文和代数，我能向她请教的比较多，不过她也会向我问问题，但是副作用是，不太重视的科目上课的时候，容易说小话，走神；有的老师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老师则是很严肃的对待。

那位教音乐也教历史的刘老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的“歌唱水平”应该低于小学一年级的水平的，邹玉玲还好，嗓音条件不错，唱歌也在调上，但是偶尔我们俩会说话，他就在课上“点”过我们俩，只不过没太在意，或许只是我没太在意。

后来有一次上历史课，班长喊了起立，我们都站起来了，就在这个时间段，孙永荣昂首挺胸的站在门口，冲老师喊“报告”！我们看到老师扭头瞪着她，都有三四五秒了，才回她一句“进来”！声音很大，貌似能听到不高兴。

孙永荣有些地方跟我很相似，神经是很大条的那种，听到老师喊“进来”就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也就是我们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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