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 墨珣再次进入贡院, 而因为考号相同的缘故, 仍是原来的号舍。

墨珣猜这个贡院在考生第一场离开之后并不会对号舍进行清理。建州那个贡院或许得有十几二十年没有杂扫过了。怀阳贡院比起建州的会干净一些, 但厚重的霉味与夜壶的臭味都在空气中弥漫。

第二场的第一题考的是《礼记》中的《礼运篇》, 考“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天下为公”主要讲的是社会的理想形态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而儒家所说的“理想社会”是天下大同, 《礼运》中也描述了“大同”社会的具体形态：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天下为家”则是歌颂王权, 本质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所以也就获得了统治者的推崇和青睐。这部分主要阐述了世袭的合理性和君权神授的观点：“大人世及以为礼”，说明了当权者理应受到尊敬；“礼义以为纪”, 即使说“礼义”就是纲纪。

墨珣倒是能理解这些言论, 毕竟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此。若是一味批判君权, 那这种儒家言论必定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儒家的主要思想为“仁”, 为了在众多的统治者之中将“仁”的思想推广出去, 那么就需要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的说法, 而《礼运篇》既论证了君主制度的必然性与主权在君的合理性, 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贯彻列明了准则。

所以就当前所处的环境来看，儒家思想会成为主流思想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墨珣虽然看得明白，但卷纸上自然不能够这样写。只能当作自己完全不明白，而按照统治者所愿意看到的方向去写。否则的话，他很可能在乡试成绩还没公布就被抓了。

余下的考题就是判语、策论、诏诰、奏状、章表、律赋，一共六篇，每篇写三百字。

判语要求考生要能从给定的材料之中抓住本质和重点，根据当前颁布的法令进行分析并判断考题，并能够将自己的观点进行合理的阐述和论证。判语主要考察考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策论则是考察考生的执行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开篇点题，拒绝冗长和杂乱无章；奏状、章表就是要考察考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了，语句是否通顺、规整。

拿到考题的时候不能看一遍就开始下笔，最好是通读一遍对文章有一个大体的把握之后，再仔细提炼题干中的内容，想好自己的论点、论据，最后才开始分析自己的观点。

上一次乡试，墨珣完全是依照天色来判断时辰。那样很容易造成误差，他当时甚至还将贡院发的蜡烛都用去了大半。今次或许是因为有了经验，亦或许是考题比较拿手，答起题来也有些把握，蜡烛倒是一动不动。

三日后，墨珣从贡院里出去，也不会想上次一样觉得头疼得厉害。

第三场乡试只考策论，一共五道题，让人比较在意的就是关于“变法”的那道了。

虽说主考官是怀阳府尹，但墨珣还记得考试报名的时候，那位监生曾同他提到过，今年有道策论题是宣和帝亲自命题的，说不准就是关于“变法”的这道了。

这道题问的是“商鞅变法为什么会取得成功”，而墨珣见到这道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便是宣和帝说不定要推行什么变法了。只是这个想法一闪而过之后，他就不再细想，转而去思考商鞅变法了。这题问的并不是变法的具体内容，而是能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若宣和帝当真要推行变法，那么想要复制和仿照商鞅变法的方式，就应该先从中知道商鞅变法的时候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推行的。

这也要从当时秦国的社会背景和环境来说了，其中秦献公功不可没。

秦献公在魏国流亡了近三十年，被迎回秦国的时候，接手的已经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他在魏国亲历了李悝变法，见识过魏国的强盛，知道变法对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来说有多重要，所以便有了“献公变法”。

“献公变法”明确了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为“商鞅变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且在秦献公变法时出现了一大批能够与旧贵族相抗衡的地主阶级。

秦孝公为秦献公之子，很清楚变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需要当权者坚定不动摇，使“举国而听之”。

商鞅变法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改变了原来的官僚体系，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从“立木为信”、“将法太子”、“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到“尽迁之於边城”②，采取的都是雷厉风行的手段……

墨珣一边想着该如何作答，可另一边，脑子里却转向了宣和帝那边：若这道策论题当真是宣和帝所出，那他最后真的会看吗？乡试受重视程度必定不如会试和殿试，而所谓的“宣和帝出题”是真是假尚未可知。假定是真，那宣和帝是随口一提就被命题者当作圣旨，还是明确地表示这题需要纳入此次乡试？

无论是从政治、军事、文化还是经济上，需要改革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