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春节，余秋只能用兵荒马乱四个字来形容。所有人都忙着跨年的时候他们杨树湾妇幼保健院全体值班人员, 都忙得鸡飞狗跳。

先是放烟花爆竹的时候, 有个小兔崽子故意使坏, 结果吓得孕妇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小崽子自己的脸也被炸伤了，哭得撕心裂肺。

家里头吓坏了，赶紧把孕妇跟小兔崽子一并拎到医院中。

孕妇情况倒还好，虽然摔了一跤, 但没有腹痛，也没有出血, 暂时先观察一段时间。

小崽子惨了, 半张脸又黑又红，黑的是爆竹炸伤，红的是淌出来的血。他想哭来着，不过一哭疼得更厉害，就只能瞪大两只眼睛, 一副要哭不哭的模样。

该, 所有人都横眉冷对。不吃点儿教训，这种熊孩子永远记不住。还玩烟花爆竹不？他们杨树湾小孩子都不允许玩, 要放烟花也是大人远远地放。

居然还用爆竹吓孕妇，炸伤脸是便宜他了，哪年没有小孩子被炸到眼睛，眼球都摘了的？

小孩子抽着气，更加悲伤了。

发火归发火, 该处理伤口还得处理。好不容易忙完这一茬，外头又开始地动山摇。

那嘈杂的脚步声让余秋瞬间都以为地震发生了，吓得差点儿一蹦三尺高。

结果再问问情况，只能说中国人的过年会发生各种各样狗血的事。

有个小姑娘吃年夜饭的时候吃什么吐什么，非常难受。刚好她哥哥在杨树湾学过医，担心妹妹是急性胰腺炎，坚持把人带到医院看。

一通检查过后，胰腺炎不能被完全排除，但是宫内早孕的诊断倒是可以下了。

这还没有结婚的小姑娘突然间怀了娃，谁家都接受不了啊。父母当时就怒不可遏，姑娘的哥哥更是撸起袖子要打死那臭小子。

偏偏那臭小子还送上了门，一个村里头的，瞧见自己偷偷摸摸谈的小对象叫家里人往医院带，小男朋友就吓坏了，赶紧悄悄在后面追着。

这下子，不打才怪。要不是害怕大年夜闹出血光之灾，医生护士在旁边拼命拦着，这小子估计今天就是他的忌日。

余秋出去只好苦口婆心地劝，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还能怎么办？孩子要么留了生下来，要么打掉。早做决定早好，因为后面小孩会越长越大，到时候想打掉都打不掉了。

那还不到20岁的姑娘吓得嚎啕大哭，她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实际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理论角度上最有话语权的她其实根本就没有开口的机会。

她父亲跟她哥哥黑着脸，她的小男朋友被揍得鼻青脸肿，瑟缩着不敢开口。旁边人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只好集体尴尬。

姑娘已经成年了，这人家也没用强。两个小年轻搞到了一起，非要算的话，女方也有责任啊。这种事情男女也得讲平等。

只不过因为男女双方的身体结构差异，怀孕这种事情，恐怕只有女方独自来承担了。

做父亲的跟当哥哥的发了半天脾气，最后只能妥协。

能怎么办呢？把孩子打掉，将姑娘领回家吗？

一来本地人不作兴这样。二来万一打了胎，以后女儿都怀不了孕，那怎么办？

都到这一步了，那就只能双方坐下来好好谈，什么时候把婚事给办了。

没到法定婚龄又怎样？老百姓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拜了堂磕了头办了喜事，那就是两口子了。

女孩子的哥哥一副快要哭的模样。这个刚刚20岁的年轻人快要恨死了，他原本计划着要带妹妹来杨树湾上学的。无论是当医生做护士还是将来当个女工程师，都比一直待在家里头强。

结果妹妹不争气，小小年纪居然未婚先孕。

余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个男孩子。每个人只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谁说得清楚呢？谁能笃定她以后就不幸福？说不定现在做哥哥的劝妹妹把孩子打掉了，将来妹妹婚姻不幸生活不顺遂，第一个要怪的就是哥哥。

毕竟社会对女性成功最大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就是她家庭生活是否如意。

父亲跟哥哥在前头黑着脸，妹妹垂着脑袋跟在后面。她的小男朋友走在旁边，快要拐弯的时候，两人偷偷牵了下手。

护士在旁边磨牙：“我怎么觉得牛郎是最不要脸的呢？”

余秋扑哧笑出声，然后摇头：“没错，我要是王母娘娘，我不打断牛郎的腿才怪。”

能说什么呢？只希望这姑娘再过个三五年，不要为今天的事情后悔。

余秋转过头，打了个呵欠，准备赶紧回值班室躺会儿。

她一回头，就看见腊梅站在病房门前，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小姑娘离开的方向。

余秋叫她的眼神给吓到了，任凭谁大半夜瞧见这么个人，都要吓得魂飞魄散。

还不等余秋拍胸口，腊梅终于开口说话了：“大夫，我当男的话，我能生娃娃吗？”

余秋连胸口都顾不上捂，赶紧招呼腊梅回床上躺着去。姑娘，你有点数行不行啊？你脚骨折了，就你这样单腿蹦跳，万一摔倒了，到时候说不定就直接瘸了。

“家属呢？”余秋气急败坏，“家属是怎么陪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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