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捏着小盒子从厕所走出来后，杨伯洪坐在椅子上向我竖起大拇指，夸我真棒。文景煦则非常扫兴地问，擦的时候有没有出血以及有没有痔疮。

我听到这个问题两眼一黑，正思索着该怎么回答他。

杨伯洪却说没关系的，等会还要去看中医。

文景煦的脸上又升起了幸灾乐祸的坏笑，我直觉不妙，把我有痔疮的事情如实交代了出去。这样就不用看中医了对吗？我问杨伯洪是不是，杨伯洪却说不是，无论我说还是不说，中医都得去看。

我若有所思地瞪了文景煦一眼，他摊摊手表示自己可什么都没做。

文景煦领完报告后我又被摁着走回门诊室。医生接过报告后翻来翻去的，嘴里倒是没发出什么感慨。正当我以为我很正常的时候，医生却一脸镇定地告诉我，我脑子有大问题。我露出不解的表情来，医生又看向杨伯洪，问他有没有见过我切换人格的时候。

我想切换人格是个什么玩意，不是简单的失忆症吗？

杨伯洪却说见过。医生又问文景煦有没有见过，文景煦也说见过了。我着急了，仰头跟文景煦说你见个屁啊！我怎么不知道我是多重人格。

这种仰视的视角通常会看见对方的双下巴，但文景煦的面部折叠率太高了......他的黑色双眸盯着我，眼神笃定，还透着一股嫌弃。

我觉得人生的信念都因为医生的问题崩塌了，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医生看我不知道，让杨伯洪讲讲我的另一个人格都做了些什么。

杨伯洪说，我之所以在人民医院里躺了三天两夜的原因是，我的另一个人格在第一天的夜晚突然跳下床，穿着沾满菜渍的校服跑到人民医院门诊楼前的花坛里睡觉，但那个“我”刚躺下去就被安保人员拉起来了，护士和社工也紧随其后追了出来让“我”回去。恰好那晚的社工认识杨伯洪，对方就打电话给杨伯洪让他来看看我。

所以杨伯洪是那天晚上11点左右带着文景煦赶到人民医院里，并带去了一堆束缚带。据他们说，那个“我”被护士和保安连拖带拽地拉进观察室，情绪非常激昂并扬言要砍死别人。

我反驳说不可能。

医生让我别插话，继续听老杨说下去。

杨伯洪接着说，那晚医生给“我”开了镇定剂，他和文景煦也很快地用束缚带将我固定在床上，直到我失去意识陷入昏迷后，他才从电话内了解到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通电话是教导主任打的。教导主任说第二天会带着学生和学生家长过去给我道歉，杨伯洪答应了，心里在期盼我明天醒来变得好好的。结果第二天上午我还是昏迷状态，教导主任领着人来了之后一直在床尾等待我快快苏醒，但霸凌我的女生突然掏出尖头剪刀试图戳瞎我的眼睛，被文景煦用关节技给擒住了。道歉的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我又仰头看了一眼文景煦。他微微挑眉，似是在强调他的重要性。

我像个清醒的旁观者误入了不属于我的故事，虽然没有目睹，但从别人口中听到“我”的故事，还是会为之感到荒唐。

医生问我真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吗？连小时候的事情也记不清？

我说不记得那些人，就算杨叔叔跟我提了对方的名字，我也想不出自己跟对方有什么瓜葛。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得一些，比如我在雪地里挥舞妈妈的格子长围巾。

医生往后用背抵住椅背，说看来痛苦的记忆并不在我这里。

杨伯洪说挺好的，接下来只要让我稳坐主人格的位置，就能重新开始人生。

医生笑着挠了挠眉毛说这不太有可能，况且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需要长期住院才能确诊，光是来一回门诊是没办法给出这方面的诊断书的，不如咱们把院长喊过来......

杨叔叔便拿起手机到走廊打电话去了。

医生跟我说不必担心，虽说是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但它也是一种癔症，有治好的可能性，我们最好的建议是长期住院，至少三年起步，争取十年内把人格整合到一块。我问医生你们有没有接过这样的案例。医生点点头，说有呀，你背后的文景煦就认识一个，也是女生。不过已经离开轻舟班去普通中学复读考大学去了。

我问他这样的情况真的可以在普通学校就读吗？

医生点点头，说可以的，你要相信我们和老杨学校那边的心理咨询师。

这时候从头顶传来一句你想不想住院。

我仰头看着文景煦说，我不知道。

随着门诊室的门被推开，穿着西装的老头和穿着POLO衫的老杨前后走进来，医生跟老头打完招呼后就把座位让给老头了。老头一坐下就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眼镜，仔细研究起我的报告来。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