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西式战船，可以在侧舷布置大量火炮那种。

当然，俞大猷也说了他们在开发东番岛过程中，和一股海盗遭遇的事儿，据说海盗首领叫林凤。

明军夺占了林凤在东番岛上的老巢，只是因为准备不足，让林凤带着几十条船跑掉了，现在不知去向的消息。

对此，魏广德并未多看一眼，一股海盗而已。

只是他不知道，林凤这股海盗的存在，让南洋水师终于有了下南洋的借口。

之后几日，魏广德在京城已经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俞大猷送来的消息，不足以影响大明对南洋的政策。

但是，因为旧港再次出现在魏广德脑海里，他忽然也意识到另一个问题，似乎是伴随大明朝从建立到灭亡都没有能够很好解决的麻烦，那就是开矿制度。

明朝的矿山开采，其实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毕竟中国已经有上千年开矿的历史，不管是宋朝还是元朝，其实开矿都一直没有断绝，本不应该出现什么问题。

可惜，明太祖朱元璋不同，他认为应该实行禁矿政策。

明朝立国之初就将农耕视为皇朝的根本，认为开矿会破坏农耕。

因为矿产的利润高于耕作，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有大量人口涌向这个行业，太祖认为这会导致农耕被荒废。

其次，明朝时期的矿业和现今的矿业最大不同在于，安全性非常低，矿难风险远高于现今，所以当时从事矿业的人普遍被视为豁出性命的亡命之徒。

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了维护利益必然会抱团抵抗朝廷的管理、封禁，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应该说，朱元璋的看法并没有错，但是却狭隘了点，毕竟矿产开发其实也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事儿，不能只看到坏处而忽视了好处。

勾起魏广德想到开矿，就是因为阻断明英宗派出水师下西洋的原因沿海府县出现大面积骚乱事件。

开矿，在古代是一项利润非常高的商业活动，可以说一本万利也不为过。

不过在明廷，却是禁止开矿，这是自太祖定下的规矩。

但是明英宗为了解决朝廷财政问题，他决定要恢复开矿，因为矿禁以后，大明明显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

恢复开矿，不仅可以解决朝廷和民间对矿产品的需求，更可以增加朝廷的收入，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

明英宗是这么想的，更是这么做的。

这个时候，大明朝还在开采的矿山都是官矿，但是民间也有私矿存在。

明英宗下旨开矿，因为开矿是为了解决朝廷财政问题，所以开采的矿产主要是贵金属矿产，以金银铜为主。

这些矿山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以及江西等省份，其中又以银矿居多。

明英宗在位的明朝中期，由于农业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朝廷发行的宝钞和铜钱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因此白银逐渐成为贸易中的价值尺度，在社会上被普遍使用。

而白银的广泛使用，也让明英宗时期的明廷解除了对于白银使用的限制。

白银的广泛使用，让白银的价值不断攀升，朝廷也开始将银矿视为利益所在，为此下达了禁令，禁止任何个人私自盗采银矿。

因为利益可观，自然财帛动人心，许多人铤而走险选择进入禁矿区盗采，朝廷的禁令不仅没有阻止民间私矿的发展，反而让更多人参与其中。

由于采矿对于人力的需求比较高，因此这些采矿队伍规模都不小，一般都能达到五六百人，而且还有武器防身，这让这些盗采队伍有了起义的基础。

而引领他们反抗的是浙江人叶宗留，在正统七年的时候，他和王能、郑祥以及苍大头等人聚集了千余人进入仙霞岭山区开采银矿。

而且当时的矿坑安全状况十分糟糕，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塌陷，因此也被称为“陷人坑“。

但即使这样明朝政府还是想尽办法封锁这一地区，对这些农民的开采进行阻挠。

叶宗留认识到开矿并不能维持这些矿工的生计，于是提倡发起武装暴动来解决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

他们在正统十年举行起义，明廷立即派遣周围官军前往剿匪，叶宗留只得带领起义军将士们转移到处州，云和等地，一面继续开矿，一面积蓄力量。

在正统十二年的时候，叶宗留再次起兵，攻下了政和县城，之后又先后占领了福建境内的浦城，建阳，建宁等地，控制了三省的交通。

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持续时间较长，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起义军的将士只是为了谋求生存，没有更加远大的政治理想，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

但是由此起头，各地矿工起义的情况却如雨后春笋般爆发。

其实，这些起义，更多的还是为了抵抗官军的抓捕。

当时的福建地区由于经常爆发小规模的矿工起义，因此各乡居民组织起了小规模的武装部队来进行防卫工作，邓茂七以及其弟弟邓茂八都是当地的武装组织首领。

他们号召当地的农民不向地主缴纳冬牲，并且要求地主亲自到田间收取地租，这自然引起了地主的不满，地主们便向知县告状，知县派出巡检来抓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