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民族工作放到国家重点工作范围内，则是要求布尔什维克党改变过去那种粗糙甚至是粗暴的民族政策。这里所说的改变粗暴的民族政策，并不是说要在对待民族问题的时候，采取过于软化的政策，而是指的应该将各类民族问题细化，有区别的对待各种不同性质的民族矛盾。

维克托的立场是，联盟的民族政策必须修改，在过去联盟所执行的民族政策中，给与足够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权是很有必要的，但给与各个少数民族过度的自治权，却是完全不可取的，尤其是宪法中允许加盟共和国自主决定退出联盟的条款，必须给与修改，这是保证联盟维持民族团结的根本性问题。

除此之外，就是对于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必须予以坚决杜绝，维克托甚至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联盟应该施行民族干部不在本民族聚居地担任党委一把手的政策，以此来预防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趋向严重的可能性。

当然，维克托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也不是一味强硬的，至少在对待与民族主义斗争的问题上，他就主张与民族主义分子作斗争的性质，要同阶级斗争的性质区分开来，不以运动的形式来解决地区性的民族矛盾，也不能单纯将民族主义分子不加区分的界定为“叛国者”。

其实，因为过去几年自身任职经历的缘故，维克托可是没少同联盟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分子打交道，根据他所掌握的实际情况，目前活跃在联盟境内的各类民族主义分子中，真正寻求民族分裂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比如说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比如说活跃在外高加索、喀尔巴仟等地的各少数民族分裂分子。

对于这些旨在分裂联盟的民族主义分子，莫斯科的态度当然应该是严厉的，甚至应该是残酷的，将他们彻底剿灭，就是唯一应该给与的应对措施。

而除了这类旨在分裂联盟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联盟境内，还有一些活跃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诉求只是要求获得更多的平等权益，或者说是反对来自莫斯科的同化政策。比如说在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再比如说在中亚等国家的少数民族等等。

在维克托的看法中，这类只是谋求民族平等权益的民族主义分子，是应该得到区别对待的，实际上，莫斯科在民族政策上，确实应该给与那些弱势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平等权益，而不是单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人数少，影响力薄弱，就完全无视了他们的存在，甚至采用一些粗暴的民族政策，将他们彻底的同化掉。

总而言之，在维克托的观念中，能够影响联盟和谐稳定的三大关键问题中，民族问题是最为关键的一项，因为莫斯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是在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西部乌克兰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也不会膨胀的那么快。

至于说最后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有关党建的问题，这个似乎不用谈论太多了，毕竟对于任何一个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党建的工作都是攸关国家建设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如果能够将党建工作抓好了，那么自然就能减少党内腐败堕落现象的存在，自然就能减少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之类事情发生的几率，自然就能削弱党员干部民族化所带来的风险，自然就能......

一言以蔽之，党建工作虽然不是解决联盟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如果这项工作真的能够做到位，能够落到实处，那么很多恶劣的问题都能避免，至少，不会让局势发展到难以挽回的地步。

“我的建议是......”会客室里，米利恰科夫蹙着眉头，他端过面前的咖啡轻轻抿了一口。似乎是感觉咖啡味道不错，比较合他的口味，老头还特意低头朝咖啡杯里看了一眼，这才接着说道，“在李森科的问题上，你还是应该采用一些策略的。”

维克托抿了抿嘴唇，没有说话，他知道不用自己追问，米利恰科夫也会将他的建议说出来的。

“如果你想过问李森科的问题，首先需要有一个借口，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果然，米利恰科夫继续说道，“如果没有这个切入点，你在李森科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有可能会被人过度解读，尤其是斯大林同志，他可能会很严肃的考虑，你的立场和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你的表态背后是不是存在着什么阴谋，亦或是，你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如此一来，这个问题就会被复杂化。”

对准岳父的这番话，维克托是绝对认同的，在过去这些年里，斯大林同志给了他足够的信任，实话实说，他能够走到今天，与马林科夫的提拔关系不大，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斯大林同志对他的信任，因此，被斯大林同志所猜忌的后果，是维克托承担不起的，最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必要去招惹斯大林同志的猜忌。

“李森科的问题发端于学术争论，”米利恰科夫继续说道，“那么，在我看来，眼下最稳妥的一个办法，还是由列宁格勒方面先挑起一场新的学术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