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魏立国一百五十二载，骤然分崩，有倒悬之危，罪不在澄父子，在妖后祸国、尔朱暴政、黑獭叛逆。 “当今华夏，三足鼎立，关西有逆贼割据，江东有伪帝偏安。 “值此乱世，大魏虎踞黄河南北，澄蒙天子信重，以国政相托，委以重任，自当有所作为。 “近来，澄读史有感，秦以边陲之地，吞并六国，所以能为此者，盖有商君入秦。 “澄欲效彷商君，变法求强，混一中国，开大魏万世太平，诸君以为如何？” 高澄端坐主位，与堂中一众亲信文士侃侃而谈，临了，询问众人的看法。 既然是要变法改革，自然不能将北魏分裂的祸首算在孝文帝头上，只能把锅甩给胡太后等人。 在座都是高澄的心腹，争相表示赞同，高澄却觉得少了点什么。 心里盘算，朝议的时候，必须要安排个托，向元善见哭诉祖宗之法不能变，再由自己振聋发聩：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高澄把剧本想好，旋即又放到一边，如今重要的是与亲信们磋商改革事项。 变法无法一蹴而就，摊子也不能一次全铺开，必须有条不紊的逐步推进。 “大将军，仆以为，变法首在富民，民富则府库充实，国用无虞，可练强军，仆请大将军以富民为先。” 大将军府司马张亮进言道。 而吏部侍郎崔暹却有不同看法，他针锋相对道： “大将军，政令需官吏推行，下官以为，变法首在改革官制，职权清晰，则政令畅通，下官请大将军以改革官制为先。” 与会亲信也因张亮与崔暹的建议，而分裂成两派，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高澄摩挲着光秃秃的下巴，沉吟许久。 崔暹作为吏部侍郎，请求以改革官制为先，其中暗含私心。 却也深合高澄心意，正如崔暹所说，再好的政令，也需要官吏代为推行。 这注定是一场全面且深化的改革，涉及大魏朝野各方各面。 如今北魏混乱的官制，毫无疑问会对变法产生阻碍。 化繁为简，清晰职权，才能针对官吏们在变法过程中的作为予以奖惩，从而保障政令由中央落实到地方。 既然有所决定，高澄当场表态，支持崔暹，从而终止了这场争议。 张亮也不气馁，崔暹所言确有道理，都是为了公事而已。 况且作为曾侍奉尔朱兆的过来人，只是主公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便要郁结于心，那他早就抑郁了。 高澄虽然自诩自己在高氏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明眼人都知道，高欢建义第一功臣，非尔朱兆莫属。 毕竟六镇降人是尔朱兆给的，高欢东出也是尔朱兆许的，甚至就连斛斯椿、贺拔胜等人，都是被尔朱兆逼反。 既然确定了以改革官制为先，高澄于是放任众幕僚畅所欲言，谈一谈如今官制存在的缺点。 众人一致将矛头放在了中央权力机构的双轨并行。 承袭自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并未被废除，新兴的三省六部制却已然成形。 这也导致朝堂中央出现两套领导班子。 在漫长的官制改革中，实权逐步向三省转移，三公九卿制到如今，已然虚置，但它开府置幕的权力得到保留，各有处置公务的府寺设立。 亲信们对双轨并行的不满得到高澄的认同，他认为是时候由自己出面，终结奉行近八百年的三公九卿制度。 当年急着为高欢加相国，并不仅是为自己腾开权位，也是在为废除三公九卿制而作准备。 董卓置相国，位在三公之上。 无论如何，不能使高欢的名位因官制改革，而受到影响。 而作为中书监、尚书令的高澄，三省坐拥其二，确立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央唯一的权力机构，也是自己的利益诉求。 废除三公九卿制的难点在于安抚所任职的官员。 三公授予勋贵，虽只是虚职，但也是一份荣光。 而对于三公九卿制下的各府寺官员来说，官职更是立身根本。 对此，高澄也早有应对方法，无非是再度动用杜弼，以及他麾下虎视眈眈的一众御史，打掉一群或庸碌、或贪腐过甚的非高党之人。 空出职位，以作安置。 当然，也可以对年老之人采取劝退的方式。 空出职位的方法有的是，这也是高澄有别于古代许多改革家的地方。 高澄的权力并非来自于天子，而是他父亲高欢，因此他才要在晋阳与高欢就改革的想法彻夜长谈。 两父子取得一致，才能安心南下洛阳，大展拳脚。 他无需顾虑反对者的看法，甚至有能力罗织罪名，让他们自己去与孝文帝辩论，是否应该变法图强。 当然，作为权力的所有者，使用权力不能肆无忌惮，真要有人反对就弄死的做法太过粗暴，将来子孙借鉴，谁还敢劝谏。 打击贪腐庸碌之辈，空出职位，从而废除三公九卿制，这也是对权力的一次妥善使用。 而在废除三公九卿制之前，也需要对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 高澄与亲信们商议后，明确了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原则。 为何高澄批阅奏折从未经过门下省审核？ 太昌元年（532年)，在高澄建议下，被高欢拥立的元善见，投桃报李，加授高澄侍中、开府仪同三司。 而侍中，正是门下省主官，这也能理解高乾为何因丢了侍中一职而闷闷不乐。 之所以只说高澄掌控中书、尚书两省，只因为在高氏掌权以后，侍中长期保持四人及以上的规模。 因司马子如出洛，转任并州刺史，卸下侍中一职。 如今洛阳城中只有高澄、高隆之、李元忠三位侍中。 但是因安定晋阳之功，孙腾将被调往